上海自贸区意义重大 堪比1979年“深圳特区”

    1979年“深圳特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而今30年已过,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承载着众多责任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近日被批准成立。
  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深化改革的号角再次吹响。
  今年三月,李克强总理鼓励在上海综合保税区基础上先行先试自由贸易园区,熟悉贸易事务的上海WTO事务中心总裁王新奎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至少和当年浦东大开发差不多。面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变化,需要扩大开放改革。”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也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正式获批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意义不亚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中国是贸易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自贸区的建立将创造新的要素转移和资源配置模式,开放的尺度也将更大,能够释放新的政策红利,创造新增长极。”
  “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底基层考察时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到如今的正式获批,体现的正是新一届政府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的思路。从试验田的说法可以看出,上海自贸区无疑将产生一定的示范和带动意义,可以预见下一步出台的部分配套政策将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白明分析道。
  所有关注上海自贸区的人,都想知道以下问题的答案:上海为什么要成立自贸区?上海究竟想怎么走?
 
  为什么选择上海
  并非只有一个城市对自贸区的建设充满了期待。事实上,除了上海,天津、广东等地也都跃跃欲试。除了上海浦东外,浙江舟山、广州南沙等国家级新区也提出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想。
  “上海自贸区方案获国家批准,是中央支持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等四大中心的组成部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称。
  资料显示,2010年以来,中央陆续批复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之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自贸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其服务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其产业结构、人才素质等方面在全球也都具有一定优势。“从这些因素看,中国自贸试验区花落上海并非偶然。而自贸区的设立又将加快上海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
 
  将释放巨大制度红利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朱宁看来,上海自贸区是“国务院给上海封了一个政策‘大红包’,关键看未来几年这些政策如何‘落地’。”
  在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史晋川看来,“自由贸易区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开放。能做到贸易的便利化、金融的自由化,以及服务贸易和投资管理进一步的开放。”
  史晋川认为,自由贸易区是一种改革。要发展自由贸易园区必须对金融体制、贸易体制、投资体制,包括海关监管管理体制等做出改革。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扩大服务业开放、税收更加优惠等政策,探索对国际人流、资金和货物的全面开放制度。
  按照中央的设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以“开放”倒逼“改革”。
  按照张汉林的预测,未来自贸区内的企业向外方出口商品时可使用人民币结算;而中国企业在外方进口商品时,可直接用人民币进行支付,资金的流进流出将得以放开。换言之,未来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内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
  “未来自贸区应该会将对海外资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额度限制、参与者准入逐步放开,海外资金可以更大程度地投资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债市、股市、期货市场。同时,对这些资本的撤出也将取消限制。”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对记者如是说。
  贸易方面,自贸区同样将逐步取消种种贸易壁垒,向贸易自由港靠拢。“上海自贸区对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根据上海保税区域协会会长卞祖耀介绍,“通关制度上也更加简化,改革现行先申报、后入区’的海关监管模式,建立舱单预申报管理制度,允许‘先入区,再申报’。”
  除此之外,引资以及对外投资,上海自贸区也将享受更“自由”的政策,使区内中外企业享有区内贸易自由、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货币流通自由、货物存储自由等五大权益进而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张汉林对此解释说,所谓“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明确告知对方哪些行业不开放或存在限制。在此之外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业内人士认为,从这一调整,可以看出自贸区内将放开市场准入,外商将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多次在公开场合重申上海自贸区“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幼文看来,这意味着今后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制度红利”上。
  专家指出,所谓“制度创新”、“制度红利”,在对外开放上的表现,就是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于市场。其中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推进审批制的改革,这涉及对政府管理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相关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这不仅是上海自贸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避不开的问题。
  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可能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时间表
  2005年之后,上海、深圳、天津等地都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了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建议,之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对这些地区进行过调研。
  2011年11月,在“第11届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期间,上海正式向外界明确表明要建立自由贸易园区。
  2013年3月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了外高桥[0.00% 资金 研报]保税区,并表示鼓励上海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3年5月14日,上海自由贸易区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立项。
  2013年6月,上海方面将总体方案修改完善后,交给各部委会签。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2013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暂停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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